我算是东南亚为数不多真正从底层爬上来的老板。2018年，我带着三万块钱偷渡过来，从推广做起，三个月做到组长，半年做到主管，一年后自己拉了盘子出来单干。最辉煌的时候，我在西港有三家盘口，手下五百多号员工，月入上百万美金，我出门有专职司机，吃饭有私人厨师，赌场里输掉几十万美金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所有人都叫我坤哥。没人知道我的真名，也没人敢问。可我更不愿意让人知道的，是我身边那个越南女人。她叫阿清。西贡人，老家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一个村子里，种水稻的。她是怎么来到西港的，我没有细问过。我只知道她在一家KTV做陪酒，我去的那天晚上，她坐在我旁边，不敬酒，不唱歌，就那么安静地坐着。
“你不陪客人喝？”我问她。“我陪你坐。”她说。中文带着很重的越南口音，但说得很慢，很认真。
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她扶我回酒店。我把她按在床上的时候，她没有反抗，只是用那双很黑很亮的眼睛看着我，说了一句：“坤哥，你明天还会记得我吗？”我记得。我一直记得。
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有回过KTV。我给她在西港租了一套公寓，是带落地窗和游泳池的小区。她搬进去的第一天，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海，站了很久。“在看什么？”我问她。“看海。”她说，“我以前在家乡，也经常看湄公河。河水是黄的。这里的海是蓝的。”“喜欢吗？”“喜欢。”她转过头看我，笑了，“有你的地方，我都喜欢。”
我不太会表达感情。我做灰产出身，见惯了背叛、出卖、翻脸不认人。感情对我来说，是比缅北的枪还不可靠的东西。可阿清不一样。她从来不问我做什么生意，从来不翻我手机，从来不催我回家。我忙起来一个星期不回公寓，她也不打电话，只发一条消息：“坤哥，吃饭了吗？”就这一句。不追问，不抱怨。我曾经以为，她是这世上唯一不会背叛我的人。我错了。
2021年，是我最辉煌的一年。三栋楼全部满员，每个月新增代理几十个，连本地几个军方的将军都跟我称兄道弟。我膨胀了。我开始不相信任何人，包括跟了我三年的阿清。可最先出问题的，恰恰就是她
那年十月，我的一号盘口被警方盯上了。不是柬埔寨警方，是国际刑警。消息是从上面漏下来的——有人把我卖给了越南警方，而越南警方又把情报共享给了国际刑警。我查了整整一个月。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人：阿清。她在我不在公寓的时候，用我的电脑登录过我的后台。她见过我的一个越南合作伙伴那个人后来被证实是警方的线人。她甚至在我手机里装过一个不知道什么软件，能同步我的聊天记录。证据摆在面前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是懵的。我不信。我亲自去找她对质
那天晚上我回到公寓，她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没有开灯。月光从落地窗照进来，照出她的轮廓。“阿清。”我站在门口。她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没有惊讶，没有慌张，好像她一直在等我回来。“你是不是用我电脑登录过后台？”我问。她没说话。“你是不是见过阿雄？”她还是没说话。但她的眼睛没有躲。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，里面只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平静。“阿清，我把你从KTV带出来，给你租房子，给你钱花，我哪点对不住你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”我的声音很大。楼下的保安可能都听见了。她没有后退，也没有哭。她只是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。“坤哥，我做错了。”她说，“你让我走吧。”“走？”我笑了，那笑声连我自己都觉得难听，“你把我卖了就想走？”“对不起。”“对不起值几个钱？”
后来的事情比我预想的更糟。一号盘口被端只是开始，阿雄突然失联，其他几个合作伙伴也纷纷撤资。我这才反应过来——阿雄不是被牵连，他本身就是那个局里的人。他借着阿清给出去的那些信息，把我整个盘子都翻了过来。我不得不离开西港。我逃到泰国，躲在曼谷朋友那里，没有司机，没有厨师，没有保镖。每天自己煮泡面，用塑料叉子吃。我恨阿清。我恨她背叛我。我恨自己竟然信过一个越南KTV陪酒的。那半年我每天都要把她的名字在心里骂几遍才能睡着
半年后，我的邮箱里收到一封邮件。发件人是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地址。附件里有一个视频文件。我点开视频一看是阿清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袖，头发剪短了，比半年前瘦了很多，颧骨都突出来了。但她对着镜头笑了一下，那个笑容让我喉咙发紧。
“坤哥，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不是病死——我没有生病。我是去河内自首了，现在我也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我知道你恨我。你以为是我把你的盘口卖给了警方。不是的。是阿雄。你的合作伙伴。他从去年就开始算计你了。他觉得你拿大头不公平，觉得你迟早要把他踢开。所以他先动了手。他找过我，说如果我不帮他搞倒你，他就要你在西港的命。不是在园区里打你一顿，是真正的死。他有路子，能从金边调人，做成抢劫的样子，谁也查不到。我没有办法。我不能告诉你，因为你这个人，最恨的就是被自己人背叛。你要是知道了，你不会跑，你会去找他。你会带人去堵他，你会跟他硬碰硬。可他在暗处，你在明处。你拼不过。
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。我假装配合他，把你盘口的一些边缘信息给了他，让他以为我上钩了。同时我回了越南，去河内找到公安部，把他做的一切——他跟谁合作，钱怎么走，人怎么安排过去的全部交给了警方。我跟他周旋了大半年，他发的每一条消息，每一次见面的录音，每一笔转账记录，我都留着。警方早就想动他了。缺的就是内部证据。我把能给的都给了。代价是我自己。我必须坐牢。但我认了。坤哥，你的盘口保不住了。阿雄倒了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但你的命保住了。他不会再来杀你了。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一件事，然后她抬起头，又笑了。那个笑容很轻很淡，像一个人终于把背了很久的东西卸了下来。
“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那天晚上你喝多了，吐了我一身。你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美金的钞票，塞给我，说‘拿去花’。那张钱我没有花。我把它叠好，放在你第一次送给我的那个戒指盒里。那个戒指很便宜，你后来嫌丢人，让我扔了。我没有扔。盒子里一直放着那张一百美金。后来你每次给我钱，我都偷偷换成U，存在一个冷钱包里。助记词我写在一百美金的背面。一共十五万U。那是你的钱，我没有动过。戒指盒在我们住的地方，你书房抽屉最里面，那个从来没打开过的信封里。坤哥，你恨了我这么久，该放下了 这辈子遇到你，我不后悔。”
视频结束了。屏幕上定格在她最后那个笑容。我把进度条拖回去，又看了一遍。又看了一遍。看到第四遍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的手在抖。不是冷。我没有哭。我只是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被人生生挖走了，留下一个洞，风从那个洞里灌进来，怎么都填不满。
我连夜从曼谷赶回西港。那间公寓的门锁已经换了，我找了个开锁的。屋里基本被搬空了，墙皮起了壳，地上有灰尘。我摸黑走进书房，拉开那个抽屉。最里面，有一个信封，很旧了，边角翘起。我打开，是一个深蓝色的小绒面盒子，边角已经磨得起毛了。打开盒子。一枚银戒指，戒圈发黑了。戒指旁边，叠着一张一百美金的纸币。我把钱展开。背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了一行英文字母和数字——助记词。她的字不好看，但每个字母都写得很用力，像是怕我看不清。有的地方笔尖戳破了纸，留下一个小洞。十五万U。她一分没动。
我把那枚戒指拿出来，放在手心里。它很轻，轻得像没有重量。可我的整条手臂都在发沉。我蹲在那间空荡荡的屋子里，把那枚戒指攥在手里，攥了很久。我没有哭。我只是忽然想起一件事。那年我给她买那个戒指，是在西港夜市地摊上买的花了三美金。她戴上以后，举着手看了很久，说“好漂亮”。我说等我赚到钱了给你买个真的 她说这个就是真的。她从来没有要过真的。她只想要我活着
后来我去了河内。我去了芹苴，她老家。那条河很宽，水是黄的。她哥哥阿光带我去河边，说她小时候在这里洗衣服。我问阿光，她有没有提过我。阿光说提过。说你是她见过最好的人。我笑了。我是什么最好的人。我做了五年盘，骗了不知道多少人。可在她眼里，我是好人。因为我对她说了一句“对不起”她说从来没有人跟她说过这句话。
十五万U我取出来了。我把钱分成两份。一份打给了阿光，让他把老家的房子修一修。另一份，我留着了。不是因为贪，是因为那是她的东西。她想让我活着用这笔钱。那我就活着用。我还在西港。不是做盘了，是做点正经小生意。一个月赚的不多，够吃饭够抽烟。我再也没有找过别的女人。每年她的忌日，我都去芹苴。不带戒指，不带钱。就带一包烟，在她坟前抽两根。她以前说我抽烟太多，让我少抽点。我现在抽得少了。不是听话，是没人再跟我说“少抽点”了。
我今年还在吃火锅。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我嫌火锅麻烦，要涮要煮要等，不如炒两个菜来得快。可她爱吃。她是越南人，却偏偏爱上中国的火锅。每个深夜，她总是缠着我，拉着我的手晃来晃去：“坤哥，去吃火锅好不好？就吃一个小时。”我说太晚了，她说没关系，她第二天不上班。我拗不过她，带她去。她坐在我对面，把毛肚在红油里七上八下，辣得眼泪汪汪还不停嘴，一边灌啤酒一边说“好辣好辣”，然后又把筷子伸进去。她喝酒不行。一瓶啤酒就脸红，两瓶就开始傻笑。她笑着举杯碰我的杯子，那声响清脆得像寺庙里的风铃。她说坤哥，等你不做这一行了，我们回中国去，天天吃火锅。我说好。那个“好”，我欠了她一辈子。如今我坐在火锅店，习惯性地在她以前坐的位置放一个酒杯，满上，轻轻一碰。那声响，我怎么听都不够清脆。像缺了什么。像什么东西碎了以后粘回去，裂痕还在，声音就变了。后来我喝了无数次，碰了无数次，终于听明白了——那不是酒杯碰撞的声音。那是她永远留在那年深夜的呜咽，如杜鹃啼血，让我肝肠寸断。
情天恨海，万般蹉跎。因缘际会时，果报还自受。经年执念已成风，终至将得偿所愿。风起散尽终无迹，从前已逝难再寻。我知道她回不来了。我也知道，那个陪我吃火锅、喝啤酒、辣得流泪还笑着说“好辣”的女孩，不会再坐在对面了
什么是遗憾？今生至此，回想起来，没有几件能让我值得开心的事。回首往昔，满目疮痍。人生不如意之事，十有八九。我偏要强求。偏要你是那如意的一二。可她偏偏是那一二。偏偏是我永远够不到的一二。